2020年诺贝尔心理或医学奖得主Michael Houghton，图片来自cbc.ca
10月5日，2020年诺贝尔心理或医学奖宣布了 。得奖的是三位在发明丙肝病毒（HCV）中做出开创性孝顺的科学家 。其中就包括我一经效劳过的美国Chiron公司的同事Michael Houghton博士 。
2020年诺贝尔心理或医学奖授予三位在丙肝领域作出开创孝顺的学者
Houghton 获得的这个诺奖成为 Chiron 公司自80年月初建设以来获得的第二个诺奖 。作为一个立异生物医药公司，完全通过自己的研究（而不是引进、招募、相助）先后获得两个诺奖，这在医药生长历史上，在全球生物医药界中都是很是难堪的成绩 。
199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Kary Mullis
1993年，诺奖委员会给其时的Chiron研究员Kary Mullis博士揭晓了诺贝尔化学奖，以奖励他对生长PCR手艺的孝顺[In recognition of his invention of th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technique] 。这一手艺大大增进了我们关于基因以及疾病的研究 。
这次新冠病毒刚刚发明，中国科学家就很快获得了病毒基因序列，并提供应全天下研究职员用来研发抗新冠疫苗和药物 。而这一历史性的速率就得益于上世纪80年月发明的PCR手艺 。Mullis于2019年去世 。为纪念他，我曾在《医药经济报》新视角上揭晓了题为“PCR：一段尘封的历史”的专栏文章 。
有关Houghton所向导的发明HCV病毒的历史，我也一经在2018年的另一篇专栏中做了相关先容（见《追杀“非A非B”》）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发明历程中，除了Houghton外，几位华裔科学家也做出了主要的基础性孝顺 。他们是来自台湾和新加坡的科学家George Kuo博士、Qui-Lim Choo博士以及 David Chien博士等 。
除此之外，作为Chiron的相助方，我一经事情的澳大利亚Mimotopes公司接纳了先进的“组合化学”要领，对丙肝病毒抗原性表位举行了剖析 。也许是由于这项事情的效果，我也被从澳大利亚调到了美国Chiron公司，最先了我在美国的一段事情历史 。
许多人也许很想知道，究竟是什么缘故原由让一家创业公司两次获得诺奖？
首先，作为一个立异公司，Chiron 的三位首创人从一最先就决议要驾驶公司这艘“船”进入充满危害的“未知水域”（Unknown Water） 。这一点充分体现在公司的研究管线上 。
Chiron 2006 年被诺华全资收购
公司第一个产品是基于重组卵白手艺的乙肝病毒疫苗 。这在其时无论是产品（乙肝疫苗）自己照旧手艺平台（重组卵白）都是历来没有过先例的 。事实上，到今天为止，获得乐成的也只有HBV和HPV疫苗 。这支天下上首个重组乙肝疫苗在上世纪80年月辗转抵达中国，成为中国人民抗乙肝病毒最有用的武器 。自从1992年中国最先大规模给儿童接种乙肝疫苗后，儿童乙肝病毒携带率从9.7%下降到0.3% （来自国家卫健委《中国妇幼康健事业生长报告（2019）》） 。
当我们庆祝中国提前抵达了预定的 < 1%的目的时，不可遗忘了Chiron研究职员的开创性的事情 。
在研发乙肝疫苗的同时，Chiron研究职员最先了对另一个严重的、但完全未知的肝炎病毒的研究事情 。在美国CDC研究职员开发的乙肝动物模子基础上，Chiron 研究职员最先另一段未知的旅程 。在Houghton的向导下以及两名华裔科学家的起劲下，一步一步地重修了整个病毒基因序列 。
而这一效果成为全球研发抗HCV疫苗和小分子药物的起点 。2017年，美国祥瑞德科学公司的丙肝药物“丙通沙”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羁系局批准 。同时获得批准的尚有浙江歌礼公司开发的抗丙肝1类新药戈诺卫 。
Chiron 的立异立意，也体现在公司对员工的要求上 。简朴地说，公司要求每个研究职员在完成指定项目事情的同时，可以有或者说，必需有10-15%的时间用于立异性研究 。
换一个说法，每个研究职员在完成忙碌的研究使命的同时，需要提出至少一个立异的想法并在现实上开展一定的研究事情 。这类立异性的研究在现实上很难用10-15%时间来安排和举行，往往需要每小我私家做出特另外起劲 。这种起劲并不可一定包管可以给研究职员带来经济上的回报（事实上，每个员工获得一美元作为对每一个获批专利的夸奖，这也包括Mullis和Houghton），因此开展立异性的研究事情的动力必需来自有研究职员自身对科学的期望和对未知的好奇 。
为了增进立异，公司除了可以提供须要的研究条件外，更主要的是需要为员工提供一种立异的文化和情形 。这一切起劲可以包括对研究职员的经济上的回报，可是若是公司或者任何机构以为“给钱就可以立异”， 那就“图样图森破”了 。
为了勉励立异，公司关于差别性格、差别特点的研究职员的容忍水平就是一个很是主要的因素 。举Mullis和Houghton为例，这是两个很是纷歧样的研究职员 。在我的影象中，Mullis是一种“自由头脑”型的研究职员 。这类科学家并不太希望受到公司相对严酷的划定和制度的限制，好比“准时上班”关于他们来说就很难做到 。可是在另一方面，他们也很有可能呆在实验室里直到三更 。他们可能在很长时间里“无所事事”，但某一刻的“灵感”就可能让立异爆发 。正如Mullis自己所说，PCR的灵感爆发在一个周末的晚上，在加州一小我私家迹希罕的地区的一条空旷公路上 。其时他开着车，而他的女朋侪却已经进入梦乡 。就是在这样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Mullis突然把所有的线索都拉到一起，形成了他最初的计划 。
相较量而言，Houghton是一个经由严酷训练的科学家 。他会通过一直设计和改善种种试验计划，一步一步地靠近最终效果 。正如我已往先容的，在没有任何关于病毒信息和手段的情形下，研究职员接纳患者血清中提取的抗体来“钓”动物模子血液中的病毒 。第一步“钓”出来的仅仅是病毒NS4卵白基因一个片断 。从这一小片基因信息最先，他们称用一种“且走且钓” （Walk and Fishing) 的测序要领，一步步重修了这个未知的新病毒，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知“丙肝病毒” 。
关于立异公司来说，怎样同时容忍、勉励和治理差别性格和特点的研究职员很是主要 。纯粹接纳“放羊”式治理或者“婆婆式”治理都有可能把立异掐死在萌芽中 。很显然，Chiron治理层做得不错，他们的起劲最终导致了“一门两诺奖”的效果 。
当我们在思索怎样勉励更多“从零到一”时，也许Chiron的履历值得借鉴 。
